學術園地
倫理道德發展的戰略自覺

發布時間:2022-04-11 | 信息來源: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界聯合會

  作者:樊浩
  來源:《新華文摘》(2022年第6期)
  一、從“文化共識”到“文化戰略”
  中國話語下的“倫理”與“道德”,從一開始就具有與英語世界的ethic和morality不同的話語結構和文化意義?!皞悺笔侨说膶嶓w,“理”是個體性的人與自己的實體即公共本質同一的規律或天理;“道”是宇宙和社會的本體,“德”是由人道而天道對終極本體的“得”。倫理的精髓是“人理”,是個體性的人獲得自己的公共本質而“在一起”的“成為人”之理,是對自己精神家園的皈依;道德的精髓是“得道”,是個體性的人分享人道天道而獲得存在合法性的“德”。倫理通過居“倫”由“理”的認同回歸建構世俗(家庭、社會、國家)和精神的家園;道德通過尊“道”貴“德”,以內得于己,外施于人的知行合一達到個體的自我超越。倫理是人倫之理,道德是得道之行。倫理的根本問題是“我們如何在一起”,或“我”如何成為“我們”;道德的根本問題是“人應當如何生活”。正如成中英先生所說,倫理建構社會生活秩序,道德建構個體生命秩序。倫理和道德都指向某種終極性,是超越個體有限性而達到永恒不朽的頂層設計,具有“如何一起”和“應當如何生活”的雙重文化戰略意義,由此締造人的精神世界與生活世界。
  在文明的童年,孟子曾經以文化童真發現倫理與道德對于人的世界的頂層設計和文化戰略的雙重意義?!叭酥械酪?,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圣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薄叭酥械馈桃匀藗悺?,既是頂層設計,也是文化戰略?!叭酥械馈钡慕K極認同和“類于禽獸”的終極憂患,是頂層設計;“教以人倫”是走出失道之憂的終極拯救和文化戰略。以人倫教化回歸人道,擺脫類于禽獸的失道之憂,建構“如何在一起”的社會生活秩序和“應當如何生活”的個體生命秩序,是倫理道德作為中國文化、中國文明的頂層設計和文化戰略的元智慧。雅思貝斯發現,在軸心時代人類世界在不同地域誕生了一些共同覺悟,在精神上將自己提高到與宇宙同一的高度,金岳霖指證這些共同覺悟體現為一些“最崇高的概念”,如上帝、佛主、道等,然而這兩大發現在真知灼見中都內含重大缺陷。雅思貝斯的“軸心時代”無論概念還是理論都攜帶西方中心論的文化基因,金岳霖的觀點并不徹底,因為中國文化“最崇高的概念”不僅有“道”,還有更具現實性的“倫”,“倫”與“道”,倫理與道德,就是中華民族數千年來與自己也與世界“在一起”、追求“應當如何生活”的頂層設計和文化戰略,締造中華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獨特文明風情。
  誠然,倫理道德在歷史演進中總是日新又新,當內部世界的重大變革邂逅外部世界的強烈沖擊,總是經歷劇烈激蕩的陣痛。然而歷史已經證明,經過激蕩的洗禮,一旦生成倫理道德的重大文化共識,將迎來民族精神的蓬勃發展,預示集體行動和民族復興新時代的到來。
  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倫理道德發展進入“不惑之境”,由初期的多元多樣多變而逐漸凝聚一些基本文化共識。根據我們所進行的持續十多年的全國大調查,以中共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為三個時間節點,這些共識的生成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呈現由“三十而立”到“四十而不惑”的十年精神史。中國社會大眾倫理道德發展的文化共識生成的文化軌跡,以一句話描述就是:“二元聚集——核心價值引領——文化共識”。
  2007年,中共十七大召開。我們的第一輪全國調查發現,經過30年改革開放的激蕩,社會大眾倫理道德發展的精神狀況既不是簡單的“多”和“變”,“一”與“不變”也未生成,而是處于“多”與“一”、“變”與“不變”轉換的關節點,最深刻的態勢,是多元正在向二元聚集,在義與利、道德與幸福、德性與公正、發展指數與幸福指數等一些重大問題上兩種相反的判斷和取向勢均力敵,二元對峙,倫理道德領域的“二元體質”正在生成?!岸w質”是倫理道德發展尤其是價值共識生成的臨界狀態,表征中國倫理道德發展進入重大轉換的關鍵期,倫理道德共識的生成走到一個十字路口!
  “十字路口”是倫理道德發展的敏感期與質量互變點,也是意識形態戰略的最佳干預期!值此之際,2006年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做出建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戰略部署,2012年中共十八大系統提出核心價值觀的理論體系。2013年我們的第二輪全國大調查發現,五年以來中國社會大眾倫理道德發展呈現兩種趨向:一方面多元向二元聚集仍在繼續,另一方面已有的二元聚集開始向一元凝聚,在某些方面也出現多元分化,價值共識的生成更加迫切。在由“多元”而“二元”的自發進程之后,社會大眾倫理道德發展的文化共識的生成,邏輯和歷史地內蘊三大倫理精神期待:期待一次“倫理”覺悟;期待一場“精神”洗禮;期待一種回歸中國傳統的“還家”努力!
  十八大之后,經過五年核心價值觀引領,倫理道德發展到底達成哪些文化共識?2017年的第三輪全國大調查發現,社會大眾已經生成關于倫理道德的三大文化共識:倫理道德的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中國傳統”認同與回歸的共識;“新五倫”(父母子女關系、夫婦關系、兄弟姐妹關系、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個人與國家的關系)與“新五?!保◥?、誠信、公正、責任、寬容)——倫理道德現代轉型的文化共識;倫理精神共識——倫理道德發展的文化共識(對于家庭倫理、分配公正和干部道德發展的共識)。然而,共識之中依然存在差異,最大差異存在于工人、農民群體與干部、企業家群體之間,必須通過群體對話深度推進文化共識。三大共識,呈現了社會大眾關于倫理道德的“認同——轉型——發展”的文化共識的時代精神圖像。
歷史只能提出自己能夠完成的任務。社會大眾的文化共識生成之后,中國倫理道德發展的新的理論前沿和現實課題是什么?一言概之,倫理道德發展的文化戰略自覺。
  文化共識是中國倫理道德在經過40多年改革開放洗禮進入“不惑”之境的表征。共識是集體理性,共識之后是什么?是集體行動!集體行動期待什么?文化戰略!回歸、轉型、發展三大倫理道德發展的文化共識的生成,宣示中國社會已經行進到這一步,在近現代以來經歷歐風美雨和改革開放多元多樣多變的激蕩之后,中華民族具備了一個文化條件,即作為一個“整體的個體”而行動。倫理道德共識的生成,標志著中華民族在精神世界中又一次組織起來,一個集體行動的新時代已經到來。文化戰略是由文化共識走向集體行動的文化謀劃,必須適時推進文化共識向文化戰略的理論自覺,建構中國倫理道德發展的現代民族精神形態,建構中華民族倫理道德發展的現代文化氣派。
  文化戰略的自覺指向兩個方面:狹義指倫理道德發展的文化戰略,或中國倫理精神的現代建構的文化戰略;廣義指關于倫理道德在中國文化、中國文明體系中地位的文化戰略。前者是關于倫理道德的文化發展戰略;后者是作為國家文化戰略的倫理道德發展?!拔幕瘧鹇浴痹捳Z以“文化”為“戰略”重心,是基于文化傳統、文化規律和文明形態的戰略,是倫理道德發展在文化維度的頂層設計。倫理道德是文化體系和文明體系的一部分,在不同文化傳統和文明形態中具有不同地位,遵循不同的文化規律,倫理道德發展應當也只能實施與文化傳統、文化規律和文明形態相適應的文化戰略,現代中國倫理道德必須達到關于發展戰略的文化自覺。
  文化共識的生成為倫理道德的戰略謀劃提供了歷史條件,共識是主觀認知也是現實判斷,是主觀條件也是客觀條件。文化共識生成之后,在現代文明的大視野下建構倫理道德發展的中國理論、中國話語、中國氣派邏輯地成為中國倫理道德發展必須也可能完成的歷史任務。文化戰略的要義,就是在文化頂層設計的層面高遠謀劃改革開放40多年之后中華民族新的倫理敘事,向世界演繹倫理道德發展的現代中國故事,在世界文明體系中展示具有深厚文化根源、體現時代精神的現代中國道德文明。黑格爾認為,民族是倫理的實體,倫理是民族的精神,民族、倫理、精神概念地也現實地同一。精神的本質是倫理實體,“但精神本身則是倫理現實”,“活的倫理世界就是在其真理性中的精神”。民族是直接的倫理實體,倫理精神是民族作為倫理性實體而集體行動的文化自覺。倫理的文化意義,就是使置身其中的個體意識到自己的實體性,從而成為“公民”即獲得倫理之“公”的道德之“民”,形成以倫理精神為凝聚力的民族精神,由此民族及其“公民”作為一個實體或整體而行動,成為“整體的個體”。
  誠然,文化戰略也指向倫理道德發展的諸多前沿問題的解決,如誠信危機、社會公德、干部道德、生態倫理等,但作為戰略尤其是文化戰略,它所謀劃的不是就事論事的應時之策,而是基于倫理道德發展的文化規律,在倫理精神和道德文明的大視野下,系統謀劃中國倫理道德的長遠發展。攻克長期困擾中國社會的倫理道德難題當然是文化戰略的重要部分,但狹隘“問題意識”下的所謂“道德治理”,不僅難以真正和徹底地攻克現代中國發展的道德難題,而且任何只見“問題”不見“文明”的消極性問題治理,任何文化缺場下的狹隘問題意識,都可能將倫理道德發展導入“治病模式”的誤區,最終傷害的是中國社會大眾的倫理道德自信,耗散民族的文化自信力。文化戰略指向長遠而真正的“中國問題”,其要義是中國倫理精神的現代建構,是現代中國道德文明的文化謀劃。中國倫理道德發展,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已經走到這一步,有必要也有條件對倫理道德發展進行整體性文化謀劃。
  二、西方文化戰略的話語演進
  文化戰略的推進是對民族精神發展的時代謀劃,也是對外部挑戰的戰略反應。百年不遇之世界大變局,從文化拉開序幕,也一直處于文化的漩渦。20世紀以來人類最重要的覺悟是文化覺悟,20世紀西方戰略的重心是文化戰略,倫理道德既是西方文化覺悟,也是西方文化戰略的支點,通過學術史的簡單梳理可以窺測一斑。
  20世紀初,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誕生并迅速成為顯學,這本書的巨大影響本身就傳遞了西方文化、西方戰略的基因密碼。正如杜維明先生所指出的那樣,這本書根本就沒有德文原本,而是美國翻譯者帕森斯根據韋伯在某一神學雜志發表的論文編輯而成?!暗聡鴮W者處心積慮要通過去美國化(也就是從帕森斯的現代化論說中解救出來)并非民族主義使然,而是想重新把韋伯置入具有世界意義的‘地方性知識’。顯然,這一地方性知識蘊含了對雅斯貝斯‘軸心文明’命題的‘厚實描述’?!边@本書的巨大影響在于它提出了一個“新教倫理+資本主義精神”的“理想類型”,韋伯完成的論證是,這種理想類型以新教倫理為背景,只有西方新教國家的特殊文化地域擁有,但卻被韋伯賦予世界文明史的范型意義?!袄硐腩愋汀币詡惱頌閮群送瓿闪宋鞣轿拿髦行恼摰默F代奠基,暗合了“軸心文明”的西方心態和西方戰略?!缎陆虃惱砼c資本主義精神》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是一部嚴謹的學術著作,但卻具有重要的文化戰略意義,其要義是將新教倫理這一新教文化的“地方性知識”賦予世界文明史意義,實現了所謂“軸心文明”傳統的話語和戰略轉換,這是其影響力的最大秘密所在??梢哉f,《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揭開了20世紀以倫理道德為著力點的西方文化戰略的序幕,世界從學術上接受了韋伯的“理想類型”,也就在文化上接受了西方中心主義。
  沿著這一思路,美國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于20世紀70年代撰寫了《資本主義文化矛盾》一文,它宣告:以美國為代表的現代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根本矛盾不是經濟矛盾、政治矛盾,而是文化矛盾,其癥結是宗教沖動力和經濟沖動力的矛盾,宗教的倫理沖動力耗散,經濟沖動力脫離了韋伯理想類型中新教倫理的束縛和指引,只剩下“貪婪的攫取性”?!拔幕堋笔菍Α袄硐腩愋汀钡姆醋C,如果說前者是20世紀以倫理為內核的西方文化戰略的奠基,后者則是半個世紀之后對這一戰略的檢視和反思,是對20世紀后期西方戰略未雨綢繆的文化謀劃?!拔幕堋币罁袄硐腩愋汀钡莱隽藢ΜF代西方文明的戰略憂慮,相當程度上也是對它的戰略糾偏和戰略堅守。正是在此基礎上,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于20世紀90年代發表《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它在相當程度上可以視作現代西方文化對整個世界的戰略宣言書,也是宣戰書。它發現并宣告,當今世界的經濟沖突、軍事沖突與政治沖突只是表象,一切沖突根本上是“文明的沖突”,是文化沖突。表面上看“文明沖突”與“理想類型”“文化矛盾”并無直接聯系,然而仔細考察就會發現,盡管只是將“文化”推進至“文明”,將新教倫理泛化為文化價值觀,但亨廷頓以新教倫理的西方文明為“理想類型”的本質沒有變,其文化戰略意義更為突顯。雖然亨廷頓本人在該書的中譯本序言中申辨,他提出這一命題的宗旨是呼吁“文明對話”,然而“文明沖突”是現代世界史的基本事實,西方世界正是以此為基點建構自己的文化戰略。
2  0世紀是文化大發現的世紀,“理想類型”——“文化矛盾”——“文明沖突”,構成20世紀初以來西方社會文化發現、文化覺悟依次推進的三個戰略話語和戰略轉換,如果說韋伯的“理想類型”還是學術話語,“文化矛盾”已經是一個戰略建言,“文明沖突”論則是一個以學術話語表達的智庫命題。經過這三期學術推進和話語轉換,于是“全球化”便呼之欲出,成為這三大命題的總體性戰略表達,其本質是“文化帝國主義”?!爸钡?0年代,帝國主義這個詞正足以形容時代之特征,但現在,‘全球化’已經取而代之?!?br />   20世紀西方文化發展史,是一部西方文化戰略確立、轉換和推進史,其中兩個特點值得注意。一是“文化”與“文明”渾然一體又不斷推進;二是以倫理為文化內核和基點。在韋伯的“理想類型”的世界性影響走向巔峰之際,華人世界尤其是海外華人學者進行了回應,但總體上處于被動地位。韋伯的宗教社會學不斷推進的論證是,無論儒家倫理、佛教倫理,還是伊斯蘭教的倫理,都不具備新教倫理的內核,因而都不能孕育出發達的資本主義精神和資本主義文明。然而包括海外新儒家在內的華人學者的論證方式,往往是從中國傳統倫理尤其是儒家倫理中尋找韋伯“理想類型”的相似元素,再從新加坡等所謂“東亞四小龍”的成功經驗中論證儒家倫理的現代適應性。然而從“理想類型”出發展開的所有論證和敘事,從一開始就落入西方范式的圈套,注定只能處于辯護性解釋和解釋性辯護的被動地位。
  由20世紀西方文化發現、文化覺悟以及所進行的文化戰略推進給予我們的啟迪是:必須將倫理道德發展上升到國家文化戰略的地位,實施“作為國家文化戰略的倫理道德發展”?!皞惱淼赖碌膰椅幕瘧鹇浴钡哪繕?,不只是在內部建構現代中國文明的倫理道德的合理性與合法性,即所謂公民道德與社會風尚,而且要在整個世界文明體系中進行現代中國文明的倫理道德敘事,宣示與演繹中國文明的獨特文化氣象和文化氣派。
  面對全球化的挑戰尤其是不斷加深的文明沖突,國外學者提出“文化兼文明體系”的概念,它被描述為“兼顧兩個方面的一個整體:一方面是他們的文化歸宿,另一方面是他們的文明進步程度?!边@一概念試圖調和或緩和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相對性與文明絕對性之間的緊張,但也面臨巨大的風險,因為,全球化背景下的所謂“文明進步程度”也可能是西方標準下的話語獨白和價值霸權。中國文化傳統上是一種倫理型文化,現代中國文化依然是一種倫理型文化,近現代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文化雖然飽受滌蕩,但倫理型文化的基因和形態沒有變,這就是“變”中之“不變”?!皞惱硇臀幕睒耸緜惱淼赖略谡麄€文化體系和文明體系中具有全局和內核的哲學意義,中國之所以被稱為“禮義之邦”表明倫理道德已經超越文化而作為特殊文明形態的文明史意義,現代話語中“以思想道德為核心的精神文明建設”的表達所契合的就是倫理道德作為文化內核的基因傳承。因此,無論在文化與文明的雙重意義或所謂“文化兼文明體系”的意義上,還是在倫理道德之于中國文化、中國文明體系地位的意義上,都必須將倫理道德發展上升為國家文化戰略。
  要言之,倫理道德發展的文化戰略自覺,既是推進倫理道德發展的戰略自覺,更是將倫理道德發展上升為國家文化戰略的自覺,“作為國家文化戰略的倫理道德發展”是倫理道德發展的文化自覺的總體性表述。文化戰略自覺是文化自覺的一部分,它不僅是理論自覺,而且是具有實踐意義并且通過實踐轉化為現實的文化自覺。由于倫理道德在中國文明體系中的特殊地位,倫理道德發展的文化戰略自覺,不僅對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而且對全球化背景下現代中國文明在世界文明體系中的文化自立具有重大戰略意義,其要義一言以蔽之:在倫理道德的文化自覺中建構文化自信,達到文化自立,文明自立。中國文化在傳統上和現代都是一種倫理型文化,倫理道德發展的戰略自覺,是最具核心意義和實踐意義的文化自覺;倫理道德發展的文化自信,是中華民族自我認同的最重要的文化自信;以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為底蘊的文化戰略的正果,是以現代民族精神形態和現代中國文化氣派為標識的文化自立。倫理道德的文化自立,是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最具戰略意義的文化自立。
  三、倫理型文化戰略
  中國倫理道德發展的文化戰略的總體性話語是什么?質言之,乃是倫理型文化戰略。
  中國文化傳統上是一種倫理型文化,中國文明歷史上是一種以倫理道德為重要文化符號的文明?!皞惱硇汀辈粌H意味著以倫理為內核,也意味著以倫理為范型和規律,“倫理型”既是中國文化氣質,也是中國文化氣派。在《 中國文化要義》中,梁漱溟從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兩個維度宣告兩個重大文化發現。一是“中國是倫理本位的社會”,“以倫理組織社會”,這是生活世界的文明氣質;二是中國文化“以道德代宗教”,“倫理有宗教之用”,這是中國精神世界的文化氣派。自西周維新始,中國文化便開創和選擇了一條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文明道路,這就是家國一體、由家及國的“國—家”文明路徑,進而與西方的“coutry”和“state”文明分道揚鑣,它對文明史的突出貢獻就是創造性轉化并發展了原始社會這個人類最漫長歷史進程中所形成的血緣智慧,從而在迄今為止的那場人類第一次也是最重要的社會轉型中,締造了一種具有悠遠深厚的文明根源,并具有堅韌文明綿延力的文明道路和文化形態。梁漱溟反復辯證,中國文化不是家族本位而是倫理本位,家庭本位是宗法社會的特征,“倫理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中國文化的特點,是將家庭邏輯發展為倫理規律,“以倫理組織社會”,從而生成倫理型文化的特殊氣質及其一以貫之的文明傳統。中國被稱之為“禮義之邦”,“禮”是血緣、倫理、政治三位一體,以倫理為核心所建構的社會秩序和文化實體;“義”是依據倫理實體的要求即所謂“敬‘禮’”而建構的道德價值,中國是“禮義”之邦,而不只是注重禮節的所謂“禮儀”之邦,禮義之邦是倫理型文化的文明形態。
  近年來開展的倫理調查提供的大數據表明,現代中國文化依然是一種倫理型文化,這一立論在以下數據鏈和信息流中得到學術支持。(1)當今中國社會有宗教信仰的人數是少數,2013、2017兩次全國大調查的數據在9%—11%左右;(2)社會大眾所選擇的最重要的倫理型關系即所謂“新五倫”的排序是父母子女、夫婦、兄弟姐妹、個人與社會、個人與國家,與傳統五倫相通,只是人格化的君臣關系轉換個人與國家的關系、朋友關系轉換為個人與社會的關系;(3)當遭遇重大人際沖突時,“溝通”的倫理手段是絕對首選,其次是忍讓的道德手段,“訴諸法律打官司”的法律手段只有在商務關系中才出現,選擇率很低;(4)社會大眾對德福一致、善惡報應的社會現實的認同度和倫理信念度超過80%,由此可見倫理型文化的精神基礎依然十分堅韌。這些數據構成的數據鏈和信息流得出的結論是:“有倫理,不宗教”。第一個信息宣示“不宗教”,后三個信息從社會結構、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三個維度詮釋“不宗教”的根本原因是“有倫理”。歷史上,中國文化在有豐富宗教選項的背景下拒絕走上宗教的道路,是因為“有倫理”——“以倫理組織社會”,“倫理有宗教之用”;開放的中國在經歷一個多世紀的歐風美雨尤其是改革開放40多年的激蕩之后,依然“不宗教”,根本原因還是“有倫理”?!坝袀惱?,不宗教”,是倫理型文化的獨特氣質和獨特氣派。
  中國文明內在倫理型文化的規律,倫理道德發展必須實施倫理型文化戰略。簡言之,倫理型文化戰略包括兩方面:既是根據倫理的文化規律推進倫理道德發展的戰略,也是以倫理道德為戰略重心的文化戰略。中國倫理道德傳統有歷史哲學和精神哲學兩個維度,歷史哲學維度體現為問題意識,回應和解決時代課題,致力于生活世界的建構;精神哲學維度則致力精神世界的建構,兩個維度被儒家表述為所謂內圣外王之道,但無論哪個維度,都兼具文化理論和文化戰略的雙重意義。概言之,中國倫理型文化戰略的生成發展經歷了四大階段:西周維新倫理型文化戰略奠基;春秋百家爭鳴文化戰略的多樣性展開;兩漢“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倫理型文化戰略上升為國家戰略;宋明理學倫理型文化戰略的哲學建構與精神回歸。
  中國倫理道德發展史,既是倫理道德理論、倫理關系和道德生活的發展史,也是倫理型文化的國家戰略探索和推進史。西周維新“制禮作樂”——春秋禮崩樂壞,百家爭鳴——兩漢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宋明“新儒學”,構成倫理型文化戰略奠基、展開、上升為國家戰略、成熟完成的四期發展。倫理型文化戰略是以倫理道德為文化重心的戰略,它表明倫理道德發展和人的精神世界、生活世界的建構,都必須遵循倫理型文化的規律。雖然自春秋時代百家爭鳴,諸理論和諸戰略都指向時代課題的問題意識,然而倫理道德發展的戰略重心一如繼往地是由治心而治世,著力點是人的精神世界的建構,而不是就事論事的問題治理,由此形成關于中國倫理道德發展的宏大高遠的理論建構和倫理型文化的戰略體系。
  (作者單位:東南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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